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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国务院针对外资发文件 外资超国民待遇时代谢幕  

2010-04-24 22:58:34|  分类: 商企财经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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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sina.com.cn  2010年04月24日19:47  瞭望

  外资“超国民待遇”时代谢幕

  真正有竞争力的在华外企需要的不是“超国民待遇”的特权,而是市场环境的公平和公正、政策环境的稳定和透明

  文/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

  “摆脱资本短缺制约的中国,引资动力已逐渐减弱。外企如不及时调整经营战略,接受政府的正常监管,继续抱着‘超国民待遇’不放,肯定没有希望。”4月22日,一家知名跨国公司中国区公关总监私下告诉《瞭望》新闻周刊,十天前国务院公布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》(以下简称9号文)是一份标志性文件,意味着“过去那种无条件的‘外资优先’时代结束了。”

  今年以来,西方企业界和境外媒体竞相提出中国投资环境“恶化论”。3月下旬,某西方国家驻京商会在其调查结果中提出,“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,将外资企业排除在中国一些蓬勃发展的市场领域之外,在华跨国公司的不满情绪日益抬头。”比如,有利于国内企业的“自主创新”新规定,以及使外资企业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政府采购政策。

 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向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解读说,“一些政策的调整是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,力求让企业在公平、规范的市场环境下竞争,是对吸引外资政策的进一步改善。这是改善外资的综合政策环境,适应新形势的需要。”

  根据9号文规定,中国对高科技产业、服务业、节能和环保产业的海外投资表示欢迎,但对重污染和高能耗及产能过剩的产业的投资则受到限制。合格的外资公司甚至可以在华上市,发行公司债券或开展中期票据业务。

  “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很正常。”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指出,“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好的,只要是在中国规范投资,不是靠以前‘超国民待遇’生存的外资企业都不会有太大问题,已经规范的企业不会把这当作一个很大的负担。”

  事实上,外资内部也有相当的肯定意见。例如,还是上述某西方国家,其驻沪商会同时发布的调查报告则显示,约90%的会员表示,过去6个月内,自己的企业在此期间经营状况持稳或有所改善;近2/3会员表示,其在华业务计划没有改变;即使改变,也是在增资而非减资。这与其驻京商会公布的结果形成鲜明对照。

  “不过,外企针对国内投资环境的抱怨,也并不全无道理。”在黄卫平看来,作为政策制定部门,对于外企的抱怨都应该认真倾听,“被投资国有责任有义务为投资者创造好的投资环境。何况国内市场本身不完善之处还非常多,比如市场公平和政策透明等。要多听外资的抱怨也要善听抱怨,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。这是关乎国家信用的大事。”

  投资环境转变乃全球大趋势

  对于9号文的出台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为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解读说,“这实际上是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,为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,更加重视利用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作用,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、经济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的需要。”

  因此,在黄卫平看来,外资在华投资环境当然会有变化,而且这种变化是必须的,“但这种变化不是恶化,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。对待此次外资新策不能误读,外资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不可持续,应该站在发展的立场来看待政策的着力点。”

  具体到9号文,从利用外资目标上来看,主要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,结合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,扩大开放领域,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、高新技术产业、现代服务业、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。严格限制“两高一资”和低水平、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。

  “改革开放30年后,适应新的形势,就会有一些新的要求、新的变化”。张燕生举例说,2009年重庆成为引资的热点地区。除了传统的沿海地区比较吸引外资以外,现在外资开始看重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前景。重庆大量吸引外资很大程度上与此因素有关,此次利用外资政策也是适应这个变化,鼓励外资更多地走向中西部。

  至于严格限制“两高一资”和低水平、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等内容,张燕生认为,这不仅仅是跟我国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,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,而且也是全球节能减排、发展低碳经济的大势所趋。就中国来讲需要节能减排,这就需要国内的企业节能减排,而外资在中国投资也理所应当承担减排的责任。

  “这些政策变化也是全球性的,不只是为了切合中国的需要,全球都需要可持续发展。”张燕生表示,中国抑制“两高一资”的政策并不是只针对外资企业,国内企业也一样受限,实际上是一个公平的政策调整。

  黄卫平解释说,在改革开放的相当长时期内,中国在土地、劳动和资本三大要素中,最缺的是资本,“当时甚至是一些污染较大的企业也引进到中国,对维护劳工利益和环境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。现在,在经济发展由追求快转向提高质量的情况下,一些口子肯定会收紧。他指出,这不是中国独家个案,而是世界经济向着更高水平发展的客观需要。”

  “现在,随着政策的出台,一些外资存在着被挤的可能,但这恰恰说明这些外资在污染环境上存在问题。”他告诉本刊记者,就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来看,高污染、高能耗的外资在国内不会有光明的前景,“这对已经规范的外资没有太大影响,而那些有问题的外资、靠着超国民待遇活着的外资,可能有很大的生存压力。”

  “同一起跑线”是市场完善需要

  9号文的另一着力点是创造更加公平、有序的竞争环境。而享受惯了超国民待遇的部分外资企业当然会一时不适应。黄卫平曾就此回应欧洲和美国驻京商会人士,“这不是要限制谁,而是把平台搭得更大一点,取消超国民待遇也是希望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。这是中国完善市场经济的举措。”在其看来,“对于规范的跨国企业来说,其自身也明白,长期实行双重标准是不可能的。”

  张燕生进一步指出,过去我国对国企的税收平均是30%左右,民企是20%左右,而外企平均下来是12%左右,如果在同一个行业经营的话,对于国企和民企来说是不公平的。从市场竞争原则来看,要市场化就需要进行调整。一些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中国市场化的结果。

  “现在有些企业会认为,你过去对我这么好,现在怎么不好了?难道为市场竞争创造公平条件不应该吗?为什么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如此成熟的条件下,不能跟中国的企业,尤其是民营企业公平竞争呢?”张燕生强调,看待政策不能有偏颇。

  例如,针对外界对政府采购的质疑,黄卫平指出,“美国的救市提出要买美国货,英国的救市提出雇英国人,这些都和政府采购没有什么两样。在此方面,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存在着双重标准。部分国家甚至到现在为止还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。”

  “两税合一等政策进一步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了条件,这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,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赵晋平也表示,时至今日,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市场主体也发生了变化,包括一些国有企业也通过改制、上市等方式实现重组以适应市场的需要,已经形成多元化的企业结构,公平竞争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涨,“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。”

  继续优化对外开放国策

  统计数据显示,截至今年3月份,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设立企业近69万家,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,中国连续17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。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近40%的情况下,2009年中国吸收外资仍保持在900亿美元的高位,仅下降2.6%,居全球第二。

  在中国30多年的发展中,外资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投资、技术以及管理技巧和观念的冲击,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,其功绩不能抹杀。张燕生表示,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,中国鼓励和欢迎外商来华投资的社会环境没有变,也不会变,“30年来,外资在中国的获利情况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,而且向好趋势还在进一步加强。”

  现在,我国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,“需要花钱”和“有钱可花”的地方并不匹配,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仍旧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。外资企业的落户,在创造税收和就业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管理理念。因此,张燕生认为,招商引资对于中国来说,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,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非常重要。

  这个背景下,对于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,尤其是那些针对我国市场制度不完善的意见,也要高度重视。比如,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政策和行为不稳定导致市场环境不可预期。坦率地说,这个问题也并非只有外企才感受到,内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更感受深刻,一直是影响我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障碍。对此,黄卫平认为,政策主管者应该接受这种“抱怨”,倾力消除这种“抱怨”。

  更具体的案例还包括针对汽车领域对外资并购的限制,不准外企直接在中国设厂造车。中央党校学者邓聿文指出这没有必要,“政府这样做原本是为了保护弱小的汽车工业在开放后免受冲击,但十几年下来汽车合资的结果表明这种限制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。外企在和国内车企的合资中,照样大赚利润,而国内车企所希望的核心技术并未得到,自主研发水平不高,竞争力不强。”

  为此,他提出了一个观点,任何时候中国都需要外资,“但需要外资的理由,不是其技术、管理经验和治理机制比国内的企业先进,这方面的差距随着中资企业的发展,终究会缩小和赶上的。很简单,需要外资来‘搅局’,即需要外企来促进和激活国内的市场竞争。”

  就当前而言,在国有企业垄断市场,民营企业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情况下,邓聿文认为外企作为管理相对规范,技术相对成熟的企业,比民企更有实力去撼动乃至打破国企的垄断地位,“即使将来民企主导中国的市场,也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去和民企竞争以保持市场的活力。”

  “所有这些,需要有雄心、有远见的外资和中国政府一起共同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,深化开放政策,营造更加稳定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。”黄卫平最后说。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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